编者按：2020年12月，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的任良荣同志与我校取得联系，提供了国立第二中学创建之初就有党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信息，填补了校史研究的空白。1938年4月，中共党员、重庆妇救会成员沙轶瀛（1938秋届女子部高中学生，后改名沙轶因）受党组织委派，利用在国立四川中学（后更名国立第二中学）女子部读书的机会在同学中组织读书会，进行抗日宣传活动。是年7月，在党组织安排下，复旦大学6名党员、国立四川中学和兼善中学各两名党员到重庆机房街70号八路军驻渝通讯联络处参加学习，学习结束时分别成立了复旦大学党支部（书记张元松）和国立四川中学党支部（书记吕凤英，1939秋届女子部高中学生，毕业前夕奔赴延安）。本文作者卞妽在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汽车制造厂工作，工程师，离休干部。本文节选自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工作委员会所编的《北碚党史资料汇编》第七辑，文中记录有学校早期党组织活动的一些情况。

　　我所了解的国立二中的一些革命活动

　　卞  妽（1940届校友）

　　我家在京沪线上，1937年“八一三”全面抗战爆发时，我还是幼稚的爱国青年学生，既兴奋，也盲目相信国民党吹嘘的上海附近有什么“马其诺”防线，母亲舍不得一手经营的家，虽然战争形势不利，前线运来的伤兵大大增加，日机在车站附近低飞投弹，我们还安然呆着。直到11月下旬的某天，一位熟人通知我们必须在当晚火车尚通之时离开，我们差不多没带什么行李，当晚挤上了难民列车，站了一整夜才到达南京。在南京留守的舅舅家住了几天，母亲出高价买了去汉口的船票，我们乘船离开不久，南京就在12月13日沦陷了。船到汉口，江海关响着平静的钟声，整个城市还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，这使我惊叹不已，好像跨进了另一个世界。

　　不久，我们又买船票到宜昌。我虽跟着母亲不断地往内地走，可是，心却不甘生活在远离战火的地方。当我得知我的老师孙起孟在武汉时，便去信要求他在汉口安排我做些抗战工作。他回信不同意我去，说哪儿都有抗战工作可做。我在宜昌找不到什么团体和组织，只有天天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，馆内还真有些新书，我读了《二万五千里长征》《中国的新西北》等，我为共产党的艰苦卓绝，一心一意为人民的精神深深感动。我还看了一些社会科学、哲学等通俗的进步书籍，从而扩大了我的思想领域。

　　国民党当时筹办了几所招收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，国立二中的登记处设在宜昌，学校有多少人我不清楚，但规模不小，分高中部、初中部、女子部、师范部，校舍分设在四川的合川和北碚，女子部和师范部在北碚。校舍、行政管理、教师等均各自分开，只受在合川的校本部校长的领导，各部负责人均称主任。校长是原扬州中学校长，女子部主任是松江女中的校长，各部学生间也无组织上的关系。

　　国立二中校门《合川报》剪报

　　国立第二中学旧址及纪念碑

　　大约1938年的三四月，我们从宜昌到达北碚。女子部从初一到高三有六个年级。一般流亡学生都荒废了将近一年的学业，学校进行分班测验，及格的分到应升入的年级，其他同学分到原先读过的年级。学生的水平实际上比抗战前降低了。

　　我们女子部全部住在北碚镇上的一个古庙里，睡的是上下铺，教室设在大操场东南角上一座茶楼的二层楼房里。

　　老师也都是沦陷区各中学来的，对于学生的抗日宣传等救亡活动，大都很支持。在同学相处之间，不难看出各自的政治状态，进步同学之间有共同语言，很容易互相接近。当时我已升入高二。高三的大姐姐们中有沙轶瀛和陈庆纹是进步的。沙轶瀛是北方来的（沙轶瀛应是江苏江阴人——编者注），她曾在课余时间找我们散步、谈心。不多久，她们就要毕业了，大约是由于她的介绍，我和比我低一年级的吴迈英参加了在重庆二女师举办的读书会，我们听了介绍抗日战争形势、战略、策略，驳斥错误观点言论和统一战线等方面的报告，邹韬奋、钱俊瑞等知名人士都来作过报告。我可算是积极分子，不管重庆的烈日炙人，不怕路途遥远，逢会必到。由于我终日在外奔波，熟识了《新民报》的张西洛，也认识了《新蜀报》的漆鲁鱼，出于好奇我们还访问过从前线归来的谢冰莹，在此之前我们曾听到过一些前线的情况。

　　文中提到的沙轶因（1938届高中名录中是“沙轶瀛”）晚年照 

　　“八一三”周年纪念日，读书会组织街头宣传，我生平第一次站到板凳上，向聚集在街头的群众演讲。

　　我还参加了一个秘密学习班，大约有七八个人，彼此不通姓名，讲课的是漆鲁鱼，主要讲了党的基础知识和地下工作的纪律，地点在姓康的（银行家）家里。

　　暑假快结束了，开学之前，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要参加集训，二中女子部集训在重庆二女师。留在北碚的同学都来了。我分别看望了同班同学吕凤英和张耀文，她俩悄悄地告诉我要去延安。不准备参加集训，并且说在北碚过暑假有意义极了，对我不在北碚表示惋惜。我听了也颇遗憾，但应该说，我在重庆也不算虚度。

　　文中提到的吕凤英晚年照 

　　为了慰问前方抗日将士，我们女子部曾在镇上举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义卖活动，是我们班发起的，我们首先取得了老师的赞助，因此推动了全体同学。女子部师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，还刻了一个义卖品纪念章，在捐助的书籍、本子、信封等上面都盖上这个印章。同学们利用劳作课绣制了枕套、坐垫、台布等用品。同时大家还尽量向熟悉的居民募集义卖品，我募集到一只很好的花瓶。义卖品中还有糖果、食品等。义卖场地在大操场，抬来许多课桌搭成一圈柜台。我们有位级长是四川人，由她向同学和群众致词，宣传义卖的目的意义。那一天大家喜气洋洋，居民们也争相购买。出于大家的抗战热情，这次义卖活动搞得很好。

　　我们还常去偏僻的乡村宣传，老百姓很认真地听我们宣传演说。1939年春天，我们去一个较远的地方宣传，回来后我就生病了，以后又患中耳炎，因此最后一学期我缺了很多课，直到快大考时才好。

　　1939年1月，沈钧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当时我只知道我们这个党小组有三个党员。钱澄宇是组长，比较沉默寡言，还有吴迈英，估计也是刚入党的，有点小孩脾气，比较任性。按照地下党的纪律，我们不能打听不需要知道的组织秘密，所以我不知道二中女子部的党组织的其他情况，后来我知道陈怜儿也被吸收入了党，当时在初中的刘锡琛好像后来也入党了。

　　陈怜儿与我同班，彼此间很知己。她是陈布雷次女，有三个哥哥，在考大学时她改名陈琏。她爱好文学，对事物有自己的见解，我们很谈得来，晚饭后她常约我去江边沙滩上闲谈散步。二中毕业后，我们分开了，她考入西南联大地质系，我考取浙江大学电机系，但仍保持通信联系。大约1942年初夏，陈琏回到重庆，路过遵义时到浙大女生宿舍找我，夜间我们挤在一张双层床的上铺谈了别后种种情况。此后，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、上海我们都相遇过。1949年夏天，我去团中央看她，当时她已结婚，并向我介绍了她的爱人，夜里我们就睡在办公室的桌子上。以后的日子，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，就失去联系了。五十年代，我曾在团中央刊物上读到她写的关于电影《祖国的花朵》的文章。她为革命所做的贡献是不会磨灭的。

　　陈琏（1939届校友）

　　邓颖超题词

　　1939年初的寒假中，复旦大学的陈绪宗率领怜儿和我，并组织了一批中学（初中）的进步学生，自带铺盖去嘉陵江上游不远的小镇上作抗日救亡宣传，实际也是读书会，发展进步力量，规定每天读书的时间和内容，开展宣传党的政策和介绍社会发展历史的活动，等等。我们住在一所学校里，分配怜儿和我各重点联系一名学生，我联系的那名学生叫但壁珍，由于时间短，条件不成熟，未发展入党。小镇的地名我忘了，但似乎那里有河有船。

　　在二中毕业后，我因病后身体尚未恢复，便回合川家中休息，同时，等待在合川参加重庆地区的大学统一招生考试。离校前我的组织关系已转到李亚群手中，他的爱人叫刘大姐。在天气还较冷的时候，我去过他们家，屋子简陋，没什么家具，床上铺着席子，看来生活很清苦，刘大姐为了党的工作奔波于合川、北碚之间。后来沈钧去合川了，我由他接上关系，分配加入四姐妹的小组，大姐黄素影，是流亡学生，随伯父来合川；二姐郑继德，是火柴厂主的女儿；三姐秦伯琳寄住在亲戚家；我排第四。我们称沈钧为“英姐”。由于在谈到同志时均称姐，即使别人听到也不知是谁。因为我家人少，租的房子较宽，楼上基本不用，我们就常在这里进行组织活动，沈钧有时也来。我们“四姊妹”当时都是既不上学也没有工作的人。

　　不久，沈钧去延安，由林克刚接替他在合川的工作，他以教书为职业掩护，从口音知他系北方人，当时我不知他姓什么，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有半年之久。有些由他单线联系的学生党员，他告诉我地址姓名，要我直接去考察他们对党的态度和工作热情，回来向他汇报。我们曾去火柴厂接近女工，发展了一个女工入党。

　　克刚大约因工作环境关系，曾经搬家。后来住的地方好像比较杂乱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屋里点了一盏很昏暗的灯，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在那里开会，也通知我去了。

　　那年12月我接到浙大录取通知，克刚要我别去上学，留下来帮助他工作。我到北碚找李大哥，他叫我还是去上大学，这样我就告别三个姊妹离开了四川。大姐热情奔放，后来从事电影工作，二姐、三姐及克刚以后一直未通音信，但是我始终怀念着我们间可贵的同志情谊。

　　最使我怀念的还是嘉陵江，它的碧波载着我的青春岁月，跟随着它，我踏上了革命的道路，同志间纯真的情谊深埋在沙滩上的脚印里。《嘉陵江上》和《五月的鲜花》等歌声飘荡在江边傍晚的晴空中，这些欢快的记忆都和美丽的嘉陵江紧紧相连。

　　时光已过去四十多年，沿江城市的发展，使我陌生了。但是，我和嘉陵江始终是熟悉的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985年11月30日于南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