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伯父厚枢和我父亲厚复选择了另一条道路(大伯父、三伯父经商)，他们外出求学，探求救国救民之路。

　这时正是五四运动以后，民主与科学思潮涌动，新学堂兴起，二伯父和父亲先后就读于扬州第五师范学校，学习文理法工诸学科的新知识。

　二伯父厚枢(字星北)毕业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(南京大学前身)，后考取南洋烟草公司奖学金留美，攻读制糖、化工等专业，获硕士学位，回国后曾在多所大学任教授。后又任江苏省立扬州中学校长十余年。他任职期间，治学有方，多有建树，扬州中学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，蜚声大江南北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二伯父先后担任国立二中、中央技艺专科学校校长。1945年日本投降，二伯父到台湾，先后任嘉义南靖糖厂、台糖虎尾总厂厂长，为振兴台湾糖业作出了重要贡献，于1967年去世。

　父亲于1933年留学法国和德国后，满怀报国之志，回到祖国，被聘为浙江大学化学系教授，后又担任化学系主任。我们家也搬到了杭州。1937年9月18日，日军侵占上海后，杭州遭轰炸，形势告急，浙大开始西迁，经江西、广西到贵州。

　我家随浙大先沿富春江到浙江建德，又改乘火车到江西吉安、玉山。一路上遭遇日机多次轰炸，见到不少血肉横飞，惨不忍睹的景象。后来我们没有再随浙大到广西去。父亲母亲和我们四个小孩随着一批惊慌逃难的人群，翻山越岭，长途跋涉，后转道长沙到了武汉，好不容易挤上船到达山城重庆。

　当时二伯父厚枢按教育部指令，收容沦陷区学生，在重庆合川创办国立第二中学，担任校长。于是我们投奔二伯父，到了嘉陵江畔的合川。父亲把我们送到合川后，就去追随浙大的队伍到了贵州遵义、湄潭，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从事教学和科研。

　在合川，母亲带我们住在塔儿门外蟠龙山脚下的张家花园，这是张姓大地主的一处庄园，聚居着许多二中的教职员工和家眷，他们也都是从沦陷区逃难到这里。我们家在其中分租了一间住房。在合川期间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来轰炸。一遇空袭警报，合川城里的人就扶老携幼向城外跑，日机往往向人群低空扫射。有一次敌机来轰炸，母亲带我们找到一条壕沟卧倒，炸弹碎片竟削破了绮妹的臂膀。我们爬出壕沟，只见周围许多尸体。以后蟠龙山下挖了防空洞，空袭来时，大家就钻防空洞。每一天人们都痛苦地承受着民族的苦难和屈辱。

　1939年，母亲生下若妹，这时候二伯父已经调离国立二中，担任四川乐山技术专科学校校长。父亲去了贵州浙大以后，就很少给家里寄钱(这大概是由于在战争年代，大学有时发不出工资)，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小孩在合川的乡间，举目无亲，生活极为艰苦。母亲产后，不但要操持家务，还要时常帮人家干活来挣钱养家糊口。母亲原来就比较瘦弱，加上产后失调、营养不良，身体更为虚弱，但她还是挑起生活的重担，宁可自己辛苦，坚持送我们进学校，要我们好好读书。她常说:“你们用功读书，长大了报效国家，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，女孩子特别要做到经济上能自立，不要靠别人养活。”

　我和绮芸妹进了合川瑞山小学读书。小学毕业后，我们先后进了国立二中的女子部，住校读书。当时国立二中对沦陷区来的学生，免学费，供食宿。二中女子部和我们的家，中间隔着-座蟠龙山。记得有一天下午，门房招呼我和绮妹出来。原来是母亲听说学校伙食不好，在家里特地炒了两个鸡蛋，再气喘吁吁爬过山，送来给我俩吃。瘦弱的母亲在一旁用爱怜的眼神看着我俩吃完，此情此景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。每当回想起这一幕，我常禁不住热泪盈眶。

　1943年初春，母亲终因积劳成疾，丢下了她最心爱的五个孩子，离开了人世，年仅41岁。当时我还是个初三学生，母亲的去世，使我感到如同天塌了下来。安葬了母亲后，父亲留在重庆。我在合川家中，六神无主，只好把几个弟妹带到学校，当时最小的妹妹若芸只有四岁。老师和同学们对我们的不幸遭遇，都很同情，她们主动照顾我的弟妹们在学生食堂里吃饭。画图课的老师郑文澜是位慈祥的老太太，特地安排我的弟妹们借住到她小小的单间宿舍里。

　母亲的去世，使我顿时感到生命的脆弱，人生虚幻，觉得“四大皆空”，一度课余念佛经。同桌施佩秋关心和帮助我，启发我从“看破红尘”转变为更积极地思考人生，在日本侵略者占领我国半壁江山，国军节节败退的大形势下，从个人家庭不幸的小圈子里跳出来，更多地关心民族的苦难和劳苦大众的命运。在高中阶段，我勤奋学习，决心科学救国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书籍，从中外名著、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书籍，并特别关心了解苏联的十月革命，以及在敌后坚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，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。后来，父亲不幸身患精神疾病，失去了工作，没有任何收入，陷于贫病交加的困境。全家人的生活仅依靠我继母江芷(二中化学老师)的微薄工资勉强维持。

　1945年夏，我被交通大学、同济大学录取。我选择了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，因是公费生，学费全免，供食宿。进交大后不久，我参加了进步社团今天社。1946年4月，我随交大复员来到上海。

　父亲、继母和几个弟妹后被二伯父接到台湾。父亲在台湾的二十多年中，病情时好时坏，始终没有痊愈。父亲治疗的费用，以及弟妹们求学所需的开支，都靠继母一个人辛勤工作的收入来维持。父亲于1970年5月在台湾去世，享年67岁。

　继母江芷先生是个才华出众的人，她先后担任过台湾师大附中教员、私立文化大学副教授私立华罔中学校长。在台湾，她曾被评为“模范教师”，真是桃李满天下。她讲课十分认真，教学循循善诱，深人浅出，生动易懂。许多学生由于听了她的课，爱上了化学，以后升学就选择攻读化学，有不少人因此成了专家、教授。一些学生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曾写道:“上江芷老师的课，如坐春风。受她的启示，我特别喜爱化学。”“江芷老师卓越的教学，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”继母在诗词、绘画、曲艺等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。她吟诗作赋，写作绘画，创作了不少精品。她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。她于1987 年7月在美国去世，享年76岁。